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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孝贤在拍摄他的知名影片《聂隐娘》时问过一个十分要害的问题：“我电影里的女杀手，武功绝伦，最后却杀不了人，这中间发生了什么？”杀与不杀的过程恰恰是侯孝贤这部片子的着力点，也是此片一举成为电影史上经典的主要原因。

近日在天桥艺术中心与观众见面的同名舞蹈剧场作品似乎在舞台上追问着同样的问题。只是，不同于电影的镜头语言以及更为复杂的叙事，舞台、舞蹈提供了理解刺客聂隐娘的另类空间——一个可以在肉身上感悟心灵，有着更多意境意蕴的美学和精神世界。

这部舞蹈剧场作品仅抓取了五个人物和聂隐娘人生的几个关节点，为作品整体凝练抽象的风格奠定了很好的剧情基础。五个人物分别是隐娘以及她的男性师父（原作是女性）、隐娘奉命刺杀的对象——节度使刘昌裔、女杀手空空儿、磨镜少年。他们代表了隐娘作为女性、杀手所遭遇的父权、职业、个人情感和道义等重要关系，也呈现了隐娘在这些关系中的人生选择，因而体现了隐娘在这些不同寻常的选择中，作为侠客的大义和对道的独立追寻，也让这一古老的故事在当下绽放为一种可贵的人格和文化魅力。

这部舞剧从各方面看都值得称道。舞美设计极简抽象，舞台三面被三块板围成相对封闭的空间，板面的色彩主要是阴暗的墨色，舞台的右侧偏后方摆着一块岩石，这使得舞台空间既空旷又封闭，时而仿佛是隐娘隐身的秘密地点，时而是她与磨镜少年缠绵的空间，时而是她与对手搏斗的战场。天幕位置的背板又不时地开启为一道门或一道光，与外面的大千世界相连接。大量留白的舞台设计既营造了隐娘作为女刺客需要时常躲在暗处的氛围和环境，也是隐娘独孤幽隐的内心写照，更是大道所在的一种旷远深邃。这为舞蹈提供了很多可以发挥的空间，舞美与作品的音乐和舞蹈一起生发出强烈的东方韵味和意境。音乐在这部作品中更是起着主导氛围的作用，大量采用了武侠电影中常听到的箫、琴等中国传统乐器，交代着隐娘所处环境的危险、不安、孤独，奠定了各类人物心理的基调。

在舞美、音乐成功营造的隐秘不安的氛围中，舞蹈泼洒了让人赞叹的华彩。编导大胆启用不同舞种的演员来扮演角色，用特定的舞蹈风格来突出特定的人物性格，充分发挥了舞种本身的表现力，更是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舞种之间的壁垒，让舞蹈语汇更加丰富和自由。尤其是隐娘这个角色，编导选择了一位芭蕾明星来扮演。在裴铏所著的关于聂隐娘的《传奇》故事中，隐娘是身怀绝技的刺客。她从小跟随师父习剑，号称白日刺人，人不能见，可见其剑术高超，武功绝伦。这里，编导显然有意使用了芭蕾舞者敏捷利落的大跳、踢腿和旋转，以体现隐娘身形之轻、行动之快，让芭蕾发挥了其独特的魅力。舞者踢腿时绷直的脚尖更是如同可以刺破天穹的利剑，恰如其分地贴合了隐娘的刺客身份及其超凡能力，也隐喻了隐娘能够超越世俗、追随大道的出走和飞升的心态。扮演磨镜少年的男演员具有中国古典舞和芭蕾舞训练背景，在其与隐娘的几段双人舞以及最后的青鸾之舞中，古典舞与芭蕾舞的融汇带来了妙不可言的效果。还有武术背景的师父和现代舞出身的空空儿，都因为编导的这个做法而呈现出很强的身份感和动作特点，这是该舞剧最有创意的一笔。

编导的大胆还不止于此。在处理隐娘受命刺杀刘昌裔的重要一幕时，居然使用了刘昌裔的大段独白。这一独白不仅丝毫不觉突兀，反倒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其一，通过独白的内容让隐娘了解了刘昌裔，为她决定不杀此人提供了巧妙而且合理的理由；其二，独白的高低错落和声声急迫的节奏又仿佛隐隐传递着当时的不安和危机；其三，这种声音和节奏仿佛又是隐娘内心极度动荡的写照。在杀与不杀之间选择，对于刺客而言是职业操守和人伦价值的极大碰撞，也因此更衬托了隐娘最后决定放下武器的侠心义胆。在这种选择中，隐娘找到了自我，也选择了大道。而正因为这种对大道的追随，隐娘能够在磨镜少年死后，隐身江湖，独孤而行。

舞蹈剧场《聂隐娘》的创作队伍十分年轻，但让人愿意为其喝彩并抱有期待。尽管作品尚有不够完美的地方——比如，编导对隐娘与磨镜少年相爱的个别场景的处理，以及对隐娘与其师父关系的处理，都是点到为止，略嫌简单。但整体而言，无论舞美、音乐、舞蹈还是演员，在国内舞蹈创作中都堪称优异。导演另辟蹊径，让整部舞剧在大量的留白和抽象中展开，完全扔掉了那些司空见惯的编舞套路——比如用来铺陈场面、常常跳脱出剧情的群舞，比如一些人物的哑剧性动作，更没有滥用煽情夸张的戏剧冲突。相反，这部作品始终在心理层面塑造人物的状态。导演的克制和冷静，使得聂隐娘的隐之身份和隐之选择都呈现得十分到位，也使得各种舞蹈语言的交融自然贴切，最终传达了一种具有现代意味的东方美学和超越时空的侠义精神。这是无法被忽视的一部作品，代表了新一代创作者的美学素养和编舞水平，难能可贵。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副所长）